潘启雯

　　——评克劳德·迈耶《谁是亚洲领袖》

　　⊙潘启雯

　　在浩如烟海的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中，来自欧洲亚洲问题专家的论述少之又少，甚至缺席，这可能与地缘政治等因素有密切关系。曾在日本金融界任职，并长期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应庆义塾大学讲授经济课程，目前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的克劳德?迈耶（Claude Meyer）或许是个特例。迈耶教授跨商界、学界的职业经历，以及跨文化背景，使得他在亚洲问题上发表看法时总能得到法国乃至世界的重视和关切。比如这本《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

　　《谁是亚洲领袖》主要论述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主要大国在这个将要形成的“新的亚洲共同体”中各自所拥有的优势和不足，描绘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亚洲重要角色在未来20多年中可能出现的场景，并把两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轨迹分别形容为“龙之觉醒”与“相扑的韧性”的对决。

　　众所周知，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当中，中国人的“日本观”始终没有摆脱“东夷观”的束缚，日本人的“中国观”则随着中国实力的消长呈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即每当中国强大时，日本就向认同中华文明的方向发展，而当中国处于衰落之时，日本的“中国观”就向蔑视中华文明的方向发展。而如今，两国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彼此在以较为平和的心态试图平等地看待对方。迈耶教授把这种“平等地看待对方”看成是两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大格局中，仅仅都只是各自在“强大但脆弱”地发挥着主导地位而已。

　　按照迈耶教授的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龙之觉醒”事实上还非常“脆弱”，因为这主要得益于过去和当下严重失衡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而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能源、资源特点也难以持续，中国还存在相对其他大国更为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生态恶化等问题。与中国相比，日本也存在对能源、资源、市场的严重外部依赖，结构性危机十分明显。因此，“强大但脆弱”正是对中日两国的贴切定位。而且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也存在许多“强大但脆弱”的共同点：经济受管制色彩非常浓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较低的薪酬、大量储蓄被转化成为工业投资、对国际贸易有选择性的开放等等。

　　在迈耶教授看来，成为一个“富裕而强大的国家”是中国的目标，而这也正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所确立的目标，而“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了一个区域和世界性的强国。在现今经济与战略力量这一辩证关系中，这两个亚洲强国的位置出现了变化。日本固然还是亚洲无可争议的经济领袖，但受制于本国的《和平宪法》，日本始终无法获得中国所拥有的某些战略手段。“相反，中国却在全力弥补其经济上所存在的差距，以期有朝一日成为全球性强国。而日本则希望通过‘正常化’来强化自己在本地区和世界上的战略地位。”

　　中国的“富强”与日本的“正常化”愿望：这些词背后所潜藏的追求强盛的思维逻辑，究竟会对未来亚洲的经济和战略格局产生何种影响？通过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来分享领袖地位，以利于本地区的繁荣与稳定的设想是不是现实的？或者说下这种结论是不是为时尚早呢？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迈耶教授认为必须对中日两国关系未来可能的走向进行分析，作者笔下有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呈现的“三种设想图景”：日本听命于未来中国霸权、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两国根据各自互补的优势开展携手合作。第一种设想图景符合“中国曾在亚洲盛极一时”这一等级秩序，但这种听命于中国的秩序，日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接受过，这就引出了第二种潜在的设想图景：中日两国的抱负出现对抗将不可避免，而这很可能会导致冲突，甚至是武装冲突——尤其是当两国的切身利益、领土完整或者外部供应安全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第三种设想图景是合作与伙伴关系：中日将成为建设亚洲共同体的基石，就像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那样。

　　然而不幸的是，曾促使法德和解的“记忆清扫工作”未能在中日之间发生，这使得中日之间不太可能建立起类似的伙伴关系。两国间那段黑暗的历史一直被一层无声的面纱所覆盖，两国的命运始终被“吸引与仇恨”这一辩证关系所困扰。因此，迈耶教授觉得，“北京与东京之间将出现有冲突的协同领导模式：在这种共享领导地位的模式下，两个国家都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在区域建设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利益。不过，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而日本则逐步趋于守势。”

　　当然，迈耶教授并没有采用此类非白即黑、过于泾渭分明的设想方案，而是将未来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说未来20年间，中日两国将是亚洲的共同领袖，这种“一山二虎”的格局必然不稳定，而且可能时常出现纷争。从现实主义出发，这两个主流强国将暂时接受有冲突的协同领导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可使两国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日本的优势体现在经济和金融领域，而中国则体现在政治和战略领域，尤其是区域安全领域。这种格局，迈耶教授觉得，最能满足两国利益：日本需要庞大的亚洲市场来抵消因人口下降而造成的国内市场萎缩，而中国则需要利用亚洲战略领袖这一角色来获得期盼已久的全球大国地位。只是这种共同领导地位本质上带有冲突性。

　　迈耶教授注意到，中日近年来在争夺亚洲领袖地位时，事实上都接受了分享领导权的安排，但两国各层面的协调仍不够顺畅，暴露出一些对抗性问题，这已成为美国顺势介入、充当调停者角色的机遇。由此，中日博弈与合作、美国角色和作用的发挥，将决定亚洲领导权的归属。